血液質控新生兒溶血的三種非經典途徑
第一種是紅系祖細胞死亡的凋亡途徑（如由抗Kell、抗Ge3）。早期紅祖細胞就表達Kell糖蛋白，這表明其在紅細胞生成的早期階段十分關鍵。孕婦抗Kell常常導致祖細胞水平的胎兒紅細胞生成受到抑制，這已在抗Kell 抑制BFU-E和CFU-E的體外試驗中被證實。由抗Kell引起的HDN中，新生兒的網狀紅細胞計數較低（與貧血的嚴重程度相對應），膽紅素也較低，但母體抗體效價與貧血程度之間的相關性較差。與RhD新生兒溶血相比，Kell同種免疫可能導致更嚴重的胎兒貧血和水腫，而不是高膽紅素血癥，這是由于在紅細胞積累大量血紅蛋白之前，早期的紅細胞被破壞了。同樣，以抗Gerbich（Ge）介導的新生兒溶血也發生類似的情況，Ge血型抗原由糖蛋白C（GPC）和糖蛋白D（GPD）組成，前者在早期的紅祖細胞上表達，而且拷貝數較高。抗Ge3可以促進吞噬細胞吞噬Ge+紅祖細胞，而抗GPC也已被證實能夠顯著抑制紅系（K562）的生長，并增加細胞表面磷脂酰絲氨酸的表達。由于這些原因，現在認為抗Ge3是通過非經典的凋亡機制來抑制紅細胞增殖。
第二種是通過凝集或改變紅祖細胞的形態，來抑制紅細胞生成。如IgG抗M誘導的溶血。MNS血型系統具有在糖蛋白A（GPA）和糖蛋白B（GPB），雖然其表達要晚于GPC和Kell糖蛋白，但是GPA是紅細胞膜中最豐富的唾液糖蛋白，每個細胞1×106。它的O-聚糖所攜帶的唾液酸，是紅細胞細胞膜電位（Zeta電位）的主要來源。由于該膜電位的存在，阻止紅細胞彼此粘附和粘附于血管內皮。在抗M介導的HDN中，母體抗M導致胎兒GPA改變，唾液酸糖蛋白減少，膜電位下降引起的祖細胞凝集，從而抑制了紅細胞生成。
第三種是在免疫壓力的紅系細胞譜系的克隆逃逸，發生在由抗Jra引起的新生兒溶血。Jra抗原由ABCG2攜帶，該蛋白在胎盤絨毛上過表達。Jra可能是妊娠早期胎盤發育過程中的致敏抗原，胎兒循環中相對缺乏抗Jra提示抗Jra可能被胎盤抗原吸收。與抗D介導的HDN相比，母體抗Jra效價與貧血的嚴重程度、膽紅素水平或所需的任何干預措施均不相關。網織紅細胞計數也未增加，這表明缺乏代償性造血功能。總膽紅素水平通常較低。直接抗球蛋白測試（DAT）在輕度影響和保守治療的新生兒中大部分呈陽性，而在貧血的一半新生兒中則呈陰性。由于高效價抗Jra(1024)孕婦的血清并沒有顯示出對BFU-E和CFU-E有抑制作用，因此發病機制不可能是直接抑制（包括細胞凋亡）。在抗Jra介導的HDN中，發現新生紅細胞為Jr(a-)，而在第3天天齡的新生兒，紅細胞僅有一小部分Jr(a+)，在1個月時Jr(a+)與Jr(a-)相等，而全部轉變為Jr(a+)需在出生后10個月。這種現象表明，通過對核酸（DNA和RNA）進行表觀遺傳修飾，可以使克隆擺脫Jr(a)免疫壓力，而Jr(a+)克隆的恢復，需10個月。如果這種抗Jra高效價母親所生的新生兒中抑制Jr(a+)細胞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，那么這可能是為什么許多抗JraHDN病例的病情較輕的合理解釋。
雖然這三種非經典的新生兒溶血的模式并不常見，但是對于我們理解IgG抗M、抗Ge、抗Kell的溶血，無法用經典HDN解釋其臨床表型和實驗室特性，是十分有益的。特別是第三種克隆逃逸，之前已有學者發現，在肺癌環境下HLA特異性等位基因會丟失（McGranahan et al.,2017,Cell
171,1259-71）,而由抗CD38誘導的紅細胞膜上CD38抗原的丟失(Harold C. Sullivan et al.,2017
Blood 129 (22): 3033–37.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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